文献记载说明，利川位于清江上游，其历史沿革有据可考。春秋时为巴国之境。七国时属楚巫郡。秦汉属南郡。后周置亭州、盐水县（有都亭山，为清江源头）。陏属清江郡。唐属施州。宋元明为土司地。直至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始裁忠路、忠孝、施南、建南、沙溪五土司，上下支罗及施州卫都亭里地为利川县。（一）巴人的起源利川人是巴人的后裔，有关巴人起源的传说有远近三种。一是远的一说，《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宋罗泌《路史》（后记·卷一）说：“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后生炤，后炤生顾相，逢处于巴。”二是近的一说，这一传说直接把巴人的起源记录在今鄂西境内。有关记载最早相传为西汉刘向所著《世本》，后来《后汉书》、《水经注》、《晋书》、《通典》、《蛮书》、《录异记》等虽都有所记录，但大都以《世本》为依据。《后汉书》所载较为完整，现抄录于下：“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之子务相乃独中之……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朗。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后汉书巴郡南郡蛮注》盛弘之《荆州记》曰：“昔廩君浮夷水，射盐神于阳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水经》云：“夷水（别出）巴郡鱼复县。”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澄清，因名清江也。”三是本地的一说。我在利川团堡一带踏访时，一位尹姓老人告诉我：传说土家族的祖先乘船沿清江而上，在恩施打磴后，一些人继续沿清江上行，至今利川大河碥时突然巫风暴雨，不幸船翻。翻个的船在清江北岸化作大山，今名“烂船山”。撑船的挠竿飞插在清江南岸，化为山，今名“挠竿山”。脱险的人们逃上岸来，住进洞里，所以至今利川、咸丰一带有以“黑洞”、“白洞”为名的地方。（二）墓葬是传统文化的仓库巴族发源于鄂西清江流域，后来沿长江、汉水、酉水、乌江逐渐向今重庆、湖南、贵州等地发展，建立巴国。《华阳国志·巴志》指出，巴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目前，在重庆境内已发现的巴文化遗存主要是巴人墓群。其中著名的有云阳李家坝、万州中坝子、忠县半边街、开县余家坝、涪陵小田溪等巴人墓葬遗存。李家坝首领可能是廪君之后，墓地可能是廪君系统的部族公共墓地，其年代为春秋战国至西汉早期。位于李家坝遗址上游的开县余家坝遗址是战国中、晚期巴国的军人墓群。忠县半边街发现大量的巴人墓和楚墓，证明忠县为战国时代楚国势力沿长江向西扩张的最西端，与文献记载的公元前年白起拔郢后，楚人东移的史实相符。涪陵小田溪墓群是级别最高、年代最晚、距离江州最近的巴人墓群，出土成套的错金编钟、虎钮錞于、错金银云水铜壶、铭文戈等铜器，发现殉人墓。在重庆三峡库区已发掘的古代墓葬中，较为重要的有涪陵小田溪（小田溪墓主人中可能有战国晚期巴国贵族，是否巴王尚难定论）、忠县崖脚（半边街）、云阳李家坝、开县余家坝等几个战国时期巴人墓地的大规模发掘，所获得的相关材料对战国时期巴文化研究起到积极作用。上述巴人墓葬形制均为土坑墓。但是，考古发现证明，巴人及至以后土家族人的墓葬形制不仅有土坑墓，而且也有崖墓。崖墓葬在渝东南、鄂西、湘西、黔东北今土家族集居地区均有大量发现。其型制有悬棺崖洞墓崖礅墓和崖龛墓几种，或将亡者棺木悬于万丈崖壁之上，或将屍体弃置于天然洞穴之中，或将亡者尸骨棺木安放于人工开凿形似方龛的崖穴之中，埋葬方法多种多样，因地域民族习俗而各不相同。初步统计，目前在现土家族集居区已发现崖墓葬百余群余座（孔）。这些崖墓葬延续时间很长，最早如长阳香炉石巴人墓葬就形成于商周时期，个别地方如鄂西利川直至解放后还在继续。居高、凭险、临水是其显著特点。从已探查清理的结果看：三峡库区腹地奉节、巫山、巫溪等地发现大量悬棺葬，20世纪70年代初曾对奉节县风箱峡悬棺葬进行清理，出土西汉铜带钩、柳叶剑、环、权、半两钱、木制剑鞘、木刻残件、竹篾编件、草鞋残件等遗物，系巴文化墓葬。重庆黔江官渡河悬棺葬墓群，其木棺长约2米，置于崖穴中，以东汉花纹砖砌成棺台，时代应为东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梅花乡腊水洞酉水崖墓群分布在酉水两岸悬崖上，其中以梅花乡地段较为密集。、年两次清理22座，墓穴高0.7～3.5米，宽0.75～4.95米，深0.4～2.8米，残存棺板，出土银手镯及麻、棉、丝绸衣料残片和人字形竹垫。其时代为汉代；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仙人洞崖墓群，洞穴高悬于卯洞崖壁中部，酉水河在洞下穿崖而过。洞口下距河面约米。洞口原有木构房屋建筑。年8月底，因被盗恩施州博物馆、来凤县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共发现各类文物件，其中有金戒指、铁剑、钳、鐏、青瓷多足砚、高领盘口壶、陶网坠、木桨、琴板和织锦带子、绸布等。葬具型式有船式、木柜式两种。船式长1米，宽0.5米，由整木挖成，内槽长0.5米，宽0.3米；木柜式长1米，宽0.5米，高0.5米。据清《来凤县志》载：“离（卯）洞半里，遥望石堡，高数十丈，中裂一门，前置栏杆，纵六横七。”其时代应为晋~宋。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建南崖墓群，位于建南镇羊渡河及油草河两岸的石英砂岩崖壁上。年夏，修路民工王尊然冒险进入白羊渡“七孔子”，取出圆木小棺一具，可惜其实物尽被抛入河中冲走。年11月23日，利川市文物工作者在白石溪大王坝崖墓群内发现楠木小棺一具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该墓群由四座崖墓组成，墓门一横长方三正方成梯形状排列崖上，最低墓门距水面约米，距群墓所在岩脚4米。在群墓下层一墓室内右侧放存楠木棺材一具，长1.45米，高0.34米，宽0.39米；内空长1.24米，高0.23米，宽0.28米。无棺床设置，棺底腐朽严重。棺内树叶覆盖人体白骨多件，经清理为头、肋、脊椎、股、胫、骨盆等大骨，无小骨。头颅最大长17.9厘米，最大宽14厘米；股骨右侧最大长47.8厘米，左侧最大长48.2厘米；胫骨右侧最大长40厘米，左侧最大长40.5厘米；肱骨右侧最大长33.9厘米，左侧最大长33.5厘米。经初步鉴定，墓主生前为一身高1.8米左右的男性壮汉。棺内除干净白骨外，尚有少量油桐果核放置头颅两侧，同被壅于树叶之下。树叶多数仅存叶脉，从尚存之形状、大小、结构辨认，皆为青岗树叶，无其他杂叶和器物发现。白石溪大王坝崖墓群中，除在下层一墓室中遗存楠木小棺一具外，上层一墓室中尚有岩画三壁保存较好。该岩画以墓室正壁、右侧壁及顶壁为底，一律单线阴刻。正壁上方刻一圆圈，形似太阳，正中刻一大鸟，昂头前伸，双翅展开，有如仙鹤起舞；右侧壁下刻水波纹，水波纹上用四条粗壮直线把壁面竖分为三片，每片上再用细线刻成无数双向延续的规整图案，形如门面及窗棂雕花；顶壁刻方框交错，有如古建之藻井。整个岩画古朴简洁，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墓主生前地位和当时当地的文化发展状况。其时代应为汉～宋。关于土家族集居区内现存崖墓，专家认为：天然崖洞葬与三峡悬棺葬有相同特点，时代一般较早，应当属于巴族遗存。崖龛葬源自西晋时期沅水上游贵州松桃地区的同类墓葬，其族属可能是分布在五溪地区的五溪蛮，最可能是“獠”和“仡佬”的遗存。西晋以后，分布在渝黔湘鄂四地交界处的猫、猺、獠、獞、仡佬等少数民族从五溪沿酉水往北迁徙至湖北清江建始一带，再向西进入龙河流域。其时代多为宋代。土家族集居区现存崖龛墓、崖洞墓多属二次葬，数量多，分布广，形制奇特，从古至今延续时间极长，分布范围极大。除上述专家认定外，我们认为众多考古发现业已证明：巴人其墓葬形制既有土坑墓，也有崖墓。其墓葬形制的形成，不仅与他们的信仰、追求、习俗有关，而且，也与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关。生活在平阳大坝的巴人多用土坑葬，生活在砂岩地区的巴族多用崖龛葬；生活在石灰岩地区的巴族土家多用天然岩洞葬。生活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不同民族，采用相同的葬式。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的同一民族，采用的葬式而有所不同。（三）清江流域是巴文化的源头清江流域下列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清江流域是我国最早的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是土家族先民巴族及其文化的源头。一、建始直立人遗址（又名巨猿洞），位于鄂西清江中游建始县。从年至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先后在此进行过大小8次发掘。发掘面积平方米，清理堆积立方米，先后发现了远古人牙化石4枚，另有35科、70属、87种共生哺乳动物化石数千件，人为加工痕迹的石制品多件，骨制品60多件。年11月9日，由15位古人类、旧石器、哺乳动物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成果鉴定委员会对鄂西课题组于年至年在巨猿洞的发掘成果进行了审定，确认“在建始发现的3枚古人类牙齿化石为人属的早期成员，并断定其时代在——万年之间，因此该遗址是我国最早的古人类遗址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二、长阳人遗址，位于鄂西清江下游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赵家堰区黄家塘乡，与建始直立人遗址同在清江岸上。时代为旧石器时代。年9月，湖北省文化局、长阳县文化科工作人员将在该地所收集化石送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鉴定，其中一件属人类上颌骨化石。年初，贾兰坡教授带领考查队会同湖北省文化局、长阳县文化科的工作人员到长阳县西南45公里下钟家湾关老山南坡一带调查和试掘，在一个龙骨洞中又获得一枚人类牙齿化石，从而使“长阳人”得以确认。长阳人不仅具有现代人的性质，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原始特征。但就总体而言，长阳人更多的表现出现代人的性质特点。经北京大学考古系试验室铀系法测定：长阳人的具体生存年代距今在20万年左右，属于早期智人。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中期后一阶段。三、城背溪遗址，位于鄂西清江下游宜都市红花套镇吴家岗村北米。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商。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城背溪文化的命名遗址。、年发掘，文化层厚2米左右，发现灰坑、灰沟。出土新石器时代石器有斧、锛、凿、球、网坠等，骨器有针、锥、铲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夹炭灰褐陶次之，有少量泥质红褐陶，纹饰有绳纹、压印纹、刻划纹及镂孔，器形有罐、釜、盆、盘、碗、钵及支座等，属城背溪文化；其上层为商代文化，出土石器有斧、锛、凿、钺、拍等，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夹砂红褐陶次之，有少量泥质灰、黑陶，纹饰有绳纹、弦纹，器形有觚、豆、罐、瓮、灯座形器等。四、香炉石遗址，位于鄂西清江中下游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时代为商周。20世纪90年代，配合湖北省清江隔河岩大型水电枢纽工程建设，由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在该地先后三次进行发掘。出土早商时期墓地2处，巴人墓葬7座，发现叠压埋葬的巴人骨架10余具，出土夏、商、周、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文化遗物0余件，较完整和可修复的器物0余件。香炉石卜骨的制作材料，相当大一部分采用鱼类鳃骨，为我国考古中前所未见。陶印章为我国目前所见之最早。大量的渔业工具陶网坠亦为我国考古所罕见。其陶器以罐、釜为大宗，器物组合与时代早晚较为明显：第七层的陶器组合为罐、釜、钵、豆、瓮。标本测定距今±80年，经树轮校正距今±年，其年代可早到夏时期。第六层的陶器组合为釜、罐、瓮、盆、钵、豆、尖底杯等，与长江三峡沿岸出土的一些夏商时期同类器物基本相似。标本测定距今±80年，经树轮校正距今±年，其年代相当于早商时期。第五层陶器组合为：釜、罐、钵、豆、尖底杯，有大量圆底釜，豆则由六、七层的高圈足粗柄豆变成了浅盘细柄豆。其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晚期。第四层陶器组合为：釜、罐、盆、钵、尖底杯。釜的纹饰已由下层的绳纹为主变为方格纹居多。甲骨钻孔已由下层的圆形变成了方形，其年代应为商末至西周时期。第三层的陶器，已从炊具逐渐转变为盛器，出现了饰斜方格、网状、锯齿或放射状暗纹的细柄浅盘豆，其时代为东周。第一、二层出土的巴式柳叶剑、圆刃束腰形铜钺、凹口形铁锄、长方楔形铁斧等，为战国时期遗物。铁箭镞等为汉代遗物。香炉石遗址出土的早期圆底陶釜和陶罐，在北方中原商代遗址中找不出类似器物。大口尊、鬲、簋、觚等典型的商文化代表性器物，在香炉石遗址中亦难寻踪影。可见，当时商文化虽已达长江以南的洞庭区与湘江、澧水，但未达清江流域。商文化对长江三峡地区虽有影响，但不突出，故将其称之为“香炉石文化”。香炉石文化的人们，靠河流居住，主要使用褐色、灰褐色的绳纹与方格纹陶器，以捕鱼、狩猎为主要生存方式。出土的精致骨器与早期陶印章，都反映其高度的文明。贝币的发现，标志着商业货币的流通。香炉石文化，是清江中下游距今—年社会文明发展的缩影。从湖北省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我们看到，大溪文化与城背溪文化有承接关系。大溪文化是位于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年。大溪文化的发现，不仅揭示了长江中游的一种以红陶为主并含彩陶的地区性文化遗存，而且，也使我们看到了古文化在鄂西清江、汉水及长江三峡形成、拓展的足迹、范围，以及它们与其后这些区域内巴族文化的某些内在联系。生物的形成、发展有如树状，一根主干上生长出多枝多叶。我想，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也如树状，由几个古人类逐渐在不同的区域发展成多个不同的部落、族群，而后才逐渐形成不同的文化。从诸子百家到独尊儒术，到多家相撞、相融，到各具特色共同繁荣，从少到多，又从多到少，这也许是民族文化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载：“湖北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约多处。曾先后对百余处遗址开展过考古发掘。已初步建立了本省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即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这一基本进程。”结合上述鄂西清江流域几个已科学发掘遗址的成果分析：清江流域是我国最早的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是土家族先民巴族及其文化的源头，这一结论目前是可以肯定的。（四）地域性包容多样性是土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文化是什么？《辞海》说：“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它具备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其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土家族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认定的民族。其族源主要是巴人。巴国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秦灭巴后，土家族先民巴族退出统治者舞台，与獠、濮、奴、獽、夷、蜑之蛮长期共居巴山楚水、武陵五溪等山野，长期处于被封锁、被统治、被掠夺、被边沿、被同化地位。唐、宋时期，土家族逐渐形成，元、明及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以前，是土司、土家族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但是，我们从这些时期土司遗址、墓葬、窖藏出土或传世的文物遗存看，除少数几件已被学者基本认定为巴族文物外，多数文物遗存的文化特点、民族属性，也是多以各时代、各地域统治者或代表人物的主流文化为主，兼有其他文化特征的。总之，截至目前为止，我国文物工作者从国家现已认定公布的土家族人集居区内的文物遗存、考古发现和相关古代廪君蛮、板凳蛮、槃瓠蛮、乌蛮等巴族集居区内的文物遗存、考古发现都已无可辩驳地说明，今存之土家文化是楚、蜀、越、汉等强势文化进入巴族集居区，与巴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明显的人文地域性和包容多样性是土家族民族文化的主要特征。巴人是一个以国名为界定的人群。在这群人中，强势主体是廪君蛮、板楯蛮人，但其中也确有部分先后长期邻居共处、相对弱势的獠人、濮人、獽人和蜑人。土家族是一个在唐宋时期开始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公布认定的少数民族。记得上世纪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前，划定民族成分时曾经有这样一条原则：凡是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以前土官土民的后代，其民族成分都属于土家族。很显然，这条原则规定的时段是指从唐宋有土人、土蛮、土兵、土官时开始（从今存《土司志》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土人土蛮土兵土官中既有廪君蛮板楯蛮乌蛮人，也有獠、濮、奴、獽、夷、蜑人）。至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结束时为止的。和巴人相比，土家族人的组成人员更宽更广。漫漫历史发展变化几千年，今天，我们探索土家族及其文化形成、发展的源流，无论是从他们策源、居住的区域、迁徙的路线，还是从这些区域、路线遗存的遗址、墓葬、文物、文献上看，我们都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族源上说，多数土家族人的祖先是廪君蛮、板楯蛮人，也有一些土家族人的祖先是獠人、蜑人、濮人和獽人。文物古迹是一部有文有物的活的历史。纵观土家族集居区文物古迹这部活着的历史，我们体会到：一、土家族集居区历史上长期时巴时楚，时蜀时吴，巴文化虽也曾先后受楚、蜀、越、汉等其它文化的影响，但却因它东南长期与强大的楚文化交流、共居、相撞和相溶，西北长期与强大的蜀文化先后交流、共居、相撞和相溶，所以，它的东南大部分区域受楚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大、较深；它的西北大部分区域先后受蜀、汉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大、较深；因此，我们认为，今天土家族文化的源头既以巴文化为主，也有楚、蜀、汉文化的长期融入。它们的根基在鄂西，在清江。谭宗派年6月24日星期日内容来源｜利川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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